历史学家熊月之谈近代名人的“算命”问题（一）
命理文化（包括占候、占卜、堪舆、相术、测字等）是个世界性话题，在中国也源远流长。命理活动一般被纳入民间亚文化范畴，活动主体是下层社会，贩夫走卒。读书人一般自称或被认为与命理活动无关，或者很少真的相信。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士大夫，会自觉祭祖、祭孔，但对民间的神、鬼、灵、物崇拜等多取否定态度。“间有一二贤者有所发明，亦秘莫如深，既恐泄天地之秘，复恐讥为旁门左道，始终不肯公开研究成立一有系统说明之书籍。” 不过，在事实层面上，士大夫对占卜、堪舆、相术、测字之类，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，绝对相信的不多，绝对排斥的也很少。
鸦片战争以后，西学东渐，特别是天文、地理、生物等近代各门科学，对传统的命理文化形成很大冲击，但命理活动仍有广阔的世界。近代读书人公开出版的文集中，对占卜、八卦、相术之类表示相信的不是很多，但是，在他们未刊的日记、书信中，留有他们从事这类活动的记录或痕迹很多。无论是对于近代以前的传统士大夫，还是近代以后接受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新式读书人，命理文化都是个灰色地带，很多人介于信与不信之间，或者说，公开信的不多，私下信的不少。浩浩汤汤的科学主义潮流，并未能将命理文化冲荡一空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本文所要着力讨论的问题。
一、 传统读书人的命理兴趣
中国传统读书人，或多或少与命理文化有些关联。古代的暂且不论，如果说夏商周就是个命理世界，一点都不过分。鸦片战争以后，传统读书人依然与命理文化关系很大。
曾国藩
兹以曾国藩（1811—1872）为例。他表面上声称不信风水、占卜等，但事实上，还是有不少相信命理、涉足命理活动的记录，有时信，有时不信。总体上说，他笃信相面，半信堪舆，半信扶乩，相信占卜。相信相面，他用心研究过相人之术，有相当丰富的相面实践。他曾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夜思相人之法，定十二字，六美六恶，美者曰长、黄、昂、紧、稳、称；恶者曰村、昏、屯、动、忿、遁。”他总结自己的相人经验：“因忆余昔年求观人之法，作一口诀曰：邪正看眼鼻，真假看嘴唇；功名看气概，富贵看精神；主意看指爪，风波看脚筋；若要看条理，全在语言中。”对此，学界已有很多研究，兹不具论。
堪舆方面，曾国藩不止一次地说过，他祖父有三不信，不信医药，不信僧巫，不信地仙。受祖父影响，曾国藩起初不信风水。但是，有一件事让他有所动摇。1846 年，他祖母去世。关于祖母阴宅选址，曾国藩与祖父意见不一致。后来，他按照孝不如顺的理念，顺从了祖父的意见，也劝说自己的兄弟顺从祖父。事过半年，有三件事让他心情舒畅：一是祖父的病痊愈了，二是困扰他自己多年的癣疾好了，三是他的官衔骤升至二品。曾国藩以为这与祖母阴宅风水好有关，选址正确。此后两年，曾氏家族连添三男，曾国藩本人则升到侍郎。他将这一连串吉祥之事与其祖母葬于福地联系在一起，感到风水之说不可不信。
此后几年，曾国藩对风水变得热心起来，为自己不善此道而遗憾，曾嘱咐弟弟留心学习风水，说是“风水之说，亦有不得不信者” 。他明确写道：“阳宅阴基风水之说，确是有理。然有缘则可遇，强求则不得，亦定理也。” 最能反映他风水观的，是关于武昌巡抚衙门风水问题。当得知曾国荃将出任湖北巡抚时，他至少连写三封信，告诫武昌巡抚衙门“风水不利”，建议曾国荃在别处驻扎，以趋吉避凶。当曾国荃坚持要驻扎武昌时，曾国藩便向他推荐一位懂风水之人，让他给巡抚衙门改变风水。
扶乩方面。1858 年5 月的一天，曾国藩正在家居，有人在他家请乩，一开始，就出了个“赋得偃武修文”的判词 ，谜底为“败”，取“贝”+“文”。曾国藩正惊讶“败”字不知何所指，乩判回答说是“为九江言之也，不可喜也”。当时湘军刚取得九江战役胜利，气机正盛，曾国藩不解败从何言，乩判又说“为天下，即为曾宅言之”。几个月后，即有湘军在安徽三河的惨败，曾国藩之弟国华亦死于此役。事后，曾国藩忆起扶乩之事，恍然大悟：“由今观之，三河之挫，六弟之变，正与‘不可喜也’四字相应，岂非数皆前定耶？”
由此可见，曾国藩对扶乩亦非全然不信。
占卜方面。曾国藩幕僚赵烈文（1832—1893）对占卜很有造诣，其日记中有许多占卜记录，所占内容包括时局、健康等。他也占候，其预言屡次获得证明。对于赵的占卜造诣，曾国藩相当器重。他们多次切磋占卜问题，赵也多次为曾占卜时局与健康。1867 年7 月21 日晚，他们讨论时局。赵根据占卜结果，表示清朝覆灭恐怕不出五十年。曾认为不至于此，赵从历史演变的规律予以论证。从赵烈文日记看，曾国藩是相信占卜的。赵烈文笃信占卜预言，所以，太平军被镇压下去以后，他就到常熟去做了隐士。
曾国藩之前，两广总督叶名琛（1807—1859）热衷扶乩。其父叶志诜（1779—1863）深好扶乩之术，叶名琛为父亲在总督衙门建了一个长春仙馆，里面祭祀吕洞宾、李太白二仙。叶名琛一切军事行动都取决于占卜。当部下告知英国军队攻占广州东郊一带炮台、攻占广州对岸炮台， 他都不动声色，依据大仙的乩语进行决策。结果，广州被英军攻破，他成了俘虏， 这才后悔至极，连称“两大仙误我”。
与曾国藩同时代的郭嵩焘（1818—1891）、冯桂芬（1809—1874），对堪舆均有研究。曾国藩去世后，郭到湘乡为曾选择墓地，没有看中，后选择了长沙附近一处地方。曾国藩之子曾纪泽（1839—1890）表示他不信风水，但事涉父亲阴宅大事，也不得不从俗，因此同意了郭的选择。郭嵩焘的墓地，亦为自己生前择定。
冯桂芬的堪舆术，在同时代士大夫中颇有名气。他父母亲的墓地，均由他选定。他还代其苏州同乡、吏部侍郎殷兆镛（1806—1883）选定其夫人程氏的墓地。殷兆镛夫人去世以后，请风水师来选墓地，冯桂芬也提出一种方案，两人意见相左。殷家最终采纳了冯的意见。由此可见，殷家对冯的堪舆水平的相信超过了风水师。冯桂芬还会占卦。1861 年，太平军策划进攻上海，上海乡绅风声鹤唳。冯桂芬策划请曾国藩派兵来救上海，并为上海城市命运卜了一卦，还将占卜的过程、结果记录下来，结论是“此吉课也”。
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文田（ 1834—1895），在命理方面也有记录。他官至礼部侍郎，对占卜、相面等均有心得。他1859 年进京参加会试，在北京关帝庙抽签，签语为“名在孙山外”，自以为此次必然落第。等到发榜，发现自己中了进士，转而认为签语不灵。殿试结果，状元为孙家鼐（1827—1909），榜眼为孙念祖，李氏得探花，列二孙之后。至此，他恍然大悟，结果与签语密合。李文田还精通相法。梁启超初入京，李见后，顿足对友人曰：“此扰乱天下耗子精也。” 其意，此人好动，亦好破坏。他曾为文廷式、沈曾植、汪康年、汪大燮、杨士骧等许多人相过面，据说屡试不爽。作为光绪帝珍妃、瑾妃的老师，文廷式曾声势喧赫，附势者辄谀之以当大贵。李文田一相之后，辄曰：“大家皆乱说耳，芸阁官不过四品，且即当失势。”文氏日后结局果如所言。
更晚一些的陈炽、李盛铎等，对风水都很相信。陈炽（1855—1900）是晚清著名思想家，举人出身，历任刑部章京、军机处章京等，曾与康有为等发起强学会，任会长。他1896 年曾致信其江西同乡李盛铎，询问有关风水事宜。信中写道：炽今岁南旋，营办葬事，向有山地一段，在舍东一里之遥，系一友周某所择，以形势论，似非虚假。惟周君已作古人。炽于峦头，略曾究心，于理气懵无所识，山地关系利害，与平阳（原）大不相同。又祖遗山庄破旧，现须略加修改，一切皆须请高明指授，始可动工。兴国地师虽多，能者亦少。闻府上前此所延某君，学问文章，均超我辈，即以堪舆论，亦杨曾之亚也。但不识此君今在何方？能否年里延请，以开茅塞而决群疑。承吾弟执爱逾恒，可否乞费心代作一书商订，如果惠然肯来，一切当以师礼事之，不敢作寻常款待也。
信中透露四点与风水有关的信息，其一，陈炽相信风水相当虔诚；其二，陈炽对风水略有研究，但不精通；其三，李盛铎家族亦信风水。其四，兴国一带地师（风水师）很多。李盛铎（1859—1934），江西德化（今九江市）人，号木斋，光绪十五年进士，授翰林修编。历任出使日本大臣、内阁侍读学士、顺天府府丞、出使比利时大臣、山西巡抚等。
晚清时期传统读书人中，命理兴趣最浓厚的，大概要算董文涣（ 1833—1877）。他是山西洪洞县人，1856 年进士，授翰林院检讨，历任顺天乡试、会试同考官、日讲起居注、甘肃甘凉兵备道、甘肃秦筑阶道等职。他有一部分日记存世。从这些日记中可以看出，他是占卜活动的超级痴迷者。这些残存的日记，时间从同治元年到光绪元年，首尾十四年（其中同治七年全缺），明确的关于占卜等活动的记录有125 起，平均每年将近10 起，有的一起包含多项活动，既抽签，又演周易。占卜的方式，有关帝庙、吕祖庙、财神庙抽签，设坛扶乩，有周易演卦、八字推命、牙牌灵数、六壬神课、灵棋经、梅花数等。占卜的内容，包括自身健康、个人年运、个人官运、放差远近、个人出行、婚姻当否、婚姻日期、生子顺否、留鬓与否，还有妻、妾、子命运健康，子弟科考前景，国家前途，书院建筑工程可否动工，有奇异梦境也卜。他几乎每年正月初一都要占卜流年运势。最特别是，有两次四更鸮叫，一次厅中镜子落地摔碎，他都要占卜是祸是福。
一次夜间床头发生巨响，他也起来占卜，卜的结果是老鼠所致。他极为细心，每次抽签的签语、占卜的过程，都详细地记录下来。日记中还不时地记有他与别人对占卜结果的讨论分析，对以前占卜记录的验证，以及他对占卜一事的文化理解。董文涣日记，堪称研究晚清命理文化的极好素材。
光绪年间，读书人相信命理有一群体性事例：杭州文风科第，本来甲于一省，自嘉、道而后，渐不如绍兴；至咸、同之际，复不如宁波。深通堪舆的杭州府学生员丁丙提出，这是府学风水所致。于是，在光绪元年乡试前夕，经上级主管官员批准，将府学门径朝向作了修改，又将五魁亭饰而新之。竣工时，在亭前燃双响炮30 枚，以振文气。结果，这年乡试发榜，杭州一府正副榜共中30 人。此事引起轰动，咸认为风水灵验。记述此事的陈其元说：“堪舆之验如此，不可解也。”
上述从叶名琛、曾国藩、郭嵩焘、冯桂芬、赵烈文、董文涣、李文田、陈炽到李盛铎，这些传统读书人，或信风水，或信扶乩，或信占卜，或信相面，或几方面兼而有之。这些人饱读诗书，大多数考中进士（只有陈炽是举人，赵烈文无科举功名），堪称传统读书人中之佼佼者，却对风水、扶乩、占卜一套那么相信，
在久经历史唯物主义熏陶的今人看来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但是，把这一现象放到那个特定的时代去看，就一点也不奇怪了。在经近代科学思潮冲荡以前，整个中国从上到下，弥漫着浓重的命理文化氛围，笃信命理的人遍地皆是，各色命理活动随处可见。且不说公开举办的祭天、祭祖、禳灾、祈雨等活动本身，皇家所
有陵寝的选择、看护均极重风水，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的庙宇道观、民间信仰，都是企图通过一定的仪式，沟通人与神鬼的联系，打通现在与未来的通道，祈福禳灾，实质上都是命理活动。就是在许多人的心灵深处，对这类活动，也是虔诚相信的。
慈禧太后
以最高统治者来说，清朝历代皇帝，无不重视风水，有的还兼信占卜。慈禧太后就既信堪舆，又信占卜。兹举四例：
其一，颐和园设施与风水。颐和园内寿膳房开凿井座、开钻山门桶、安装影壁等工，开在什么地方、朝什么方向、何日何时动土，都是请风水师择定的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这么两件特殊的档案，足证其事：
第一件，英年奏为选择颐和园寿膳房开凿井座方位吉日事 ：奴才英年，谨看得颐和园寿膳房，开凿井座，宜在头层房院内东南巽方，谨择于四月初九乙卯日，宜用明堂，己卯时兴修吉。光绪十七年。
第二件，英年呈颐和园开钻山门桶等工择得动土兴修吉日吉时单 ：奴才英年，谨看得听鹂馆正殿之西，顺山殿西山前廊，开钻山门桶一座 ；顺西泊岸，向南添修爬山踏跺一座 ；钻山门外，添安木影壁一座 ；系辛方芒种后月德合在辛，宜修造西北维。谨择于五月十六壬辰日，宜用明堂，乙巳时动土兴修吉。
英年就是慈禧信任的风水师。他是汉军正白旗人，以贡生考取笔帖式，累迁郎中兼护军参领。他本为寒士，以夤缘李莲英辈，为颐和园内各种设施看风水，先得内侍消息，“凡宫中所欲作者，皆迎合懿旨，故得进身”。日后升至工部侍郎。
其二，七王坟前风水之争。七王坟乃“七王爷”醇亲王奕 之坟。奕 为道光帝第七子，人称“ 七王爷”。奕生前专请京师有名风水先生选定，地点在妙高峰。据说此处风水绝佳，奕选定此生圹之后第四年，同治皇帝即病逝，奕之子载湉被立为皇帝，即光绪皇帝。甲午战争以后，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矛盾渐趋激烈。
1896 年，英年向慈禧献策，说是要制服皇帝，必须在风水上占据上风。他说：醇亲王墓道前，有白果树一株，粗八九合抱，高数十丈，盖百年之物。“皇家风水，全被此支占去，请伐之以利本支。”慈禧大喜，决意砍树。光绪帝获悉其意，大怒，传谕曰 ：“尔等谁敢伐此树者，请先砍我头”。又请求太后，万勿砍树。太后坚执益烈，相持月余。一日，慈禧亲率内务府人前去砍树。她执斧先砍三下，始令诸人伐之，故无人敢违。
光绪皇帝闻讯赶到，大树已被砍倒，数百人方斫其根，周环十余丈，挖成大池，倒进千余袋石灰，沃水以灌树根，使其永远不得复生萌叶。光绪皇帝无语，步行绕墓三匝，顿足拭泪而归。对于此事，王照、胡思敬均有记述。
其三，觉生寺风水之争。光绪初年，内务府大臣庆林、茂林兄弟，歆慕觉生寺一带风水宝地，贿赂寺庙的主僧，购地若干亩，建造茔地。其地是朝廷设坛祈雨圣地。时值光绪二、三年晋、豫大饥之时，祈雨屡不应。事为御史所参。朝廷派大臣查办，属实，庆、茂皆革职，发军台，僧亦判罪。
其四，停止废除光绪、另立新君之举。1899 年，慈禧太后因恼怒光绪皇帝重用康有为推行新政，拟将其废黜，另立新君，并致电各省督抚，征询意见。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清廷，表示“君臣之分已定，天下之口难防”。荣禄收到刘坤一电报，不敢遽奏。为了让慈禧回心转意，便利用命理之说以阻其事。时地安门内有一瞽者，姓赵，善梅花易数，在京城颇有名气。慈禧曾派人向其问吉凶。
荣禄
荣禄获得这一信息，便派人到关帝庙求一签，又到赵某处占了一卦，然后怀签入朝。慈禧问起各地督抚对于废立的意见，荣禄回答：各地复电迟迟不到，奴才也时时挂念。昨天到关帝庙求签，不吉。再到赵瞎子那里问卜，又不吉，颇以为忧。慈禧问其词何如，荣禄从怀里取出签文呈上，大意皆云不可妄动，动则有悔。慈禧默之。过了两天，她收回了废立主张。
由此四事可见，慈禧太后对于风水、占卜之类命理活动确实相信。有学者搜集清代69 则有关堪舆的笔记，其作者包括袁枚、钱泳、梁章钜、俞樾等众多文人。这些笔记以作者之所见所闻，叙说了各种各样的堪舆故事，编织了形形色色的堪舆神话，是由著名的人物所演绎的清朝著名人物和著名家族的神话和故事，因而极具名人效应，“告诉人们这些人物或家族的兴旺，虽然程度不同，都得力于各自祖坟的风水”。这些笔记本身，说明相信风水在包括读书人在内的清代社会是相当常见的现象。
如果说，文人笔记所述，多为传闻界，或为亲闻界，那么，以下两事则为作者所亲历：徐荣村、徐润叔侄二人，都是活动在上海的著名买办，也都深信风水。徐荣村（1822—1873）致富以后，在两三年之内花了十多万两银子在故乡看风水，迁葬祖坟，占山地一百余处，期望给其家庭带来好运气。徐润（1838—1911）致富以后，于 1881 年，听从风水师建议，捐款在家乡修筑围墙，改湾大沟，整修文阁，据说能改变运气。他为此捐了2.8 万两银。他自称，由于这一举动，其家族风水果然大好，其中升官发财的所在多有，一一列举了他们的情况，并称他家乡患麻风病的人也由此绝迹。1890 年，他夫人在澳门去世，他也对葬地选择、落葬方式一一按照风水行事。日后，他追忆这段历史，对自己的决策很感满意，对所作所为详细记录在案，认为这么做改善了风水，“年年添孙，生意亦顺”。
综上所述，可以看出，晚清时期，相信、讲究占卜、堪舆、相面、扶乩等，是上到下的整个社会比较普遍的现象，读书人自然也不例外。
（未完待续。感谢熊月之先生授权发布，编辑 高山）